摘要
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相关各界迅即出现了各种不同反应，有视其获奖意料之外的，也有视其获奖为实至名归的，还有评论称其获奖令中国翻译界尴尬的。本文作者从门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出发，探讨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分析其作品的译介给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及翻译和出版界带来的启示，以期引发中国的文学、翻译及出版界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的思考。
2013年10月，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加拿大历史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也是第13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一时间，国内的文学、评论以及翻译界对其获奖纷纷发表各种见解，有视其获奖意料之外的，也有视其获奖为实至名归的，还有评论称其获奖令中国翻译界尴尬的。本文作者拟从门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出发，探讨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分析其作品的译介给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及翻译和出版界带来的启示，以期引发中国的文学、翻译及出版界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的思考。
一、门罗作品的特点及其获奖原因
门罗与劳伦斯、阿特伍德并称为加拿大的小说三大家，以创作短篇小说而闻名全球，迄今为止已出版14部作品。其作品多以女性为中心，聚焦于加拿大普通小镇的生活经验，尤其擅长探索普通女性复杂的心理与情感世界，对不同年龄的各行各业的女性深层心理进行细腻刻划，准确捕捉。其作品语言简朴、精确、优美、传神，被誉为将生活语言和艺术语言结合的高手。在叙事中，她从不使用诸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或是魔幻主义等现代派手法，而是采用传统写法，因此她的作品被归于心理现实主义。
国际多家报刊杂志对门罗的作品主题和内容以及叙事风格有高度的评价。“《纽约人》评论‘芒罗的故事能够深邃地洞悉人们间童年时的关系，以及加拿大小城生活的实质。’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多伦多星报》指出，‘门罗有深入人物性格深处的天才……能让我们了解我们人类的缺陷，并引发我们的怀旧情绪。、但有缺陷的人们，他们的故事能将我们带入平静表相的深处，然后又以出人意料的转折让我们感到惊奇……’英国的《新政治家》周刊则评论‘门罗的分析、感觉与思想的能力，在准确性上几乎达到了普鲁斯特的高度。’”[1]还有批评家指出她在探究人类灵魂上的深度与灵敏性，认为在她的小说表面之下，往往潜伏着一种阴森朦胧的悬念，因而她被很多文学批评家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她的唯一作品《逃离》的中文版译者李文俊评价“她的小说很有看头，内容丰富，短小精悍，回味无穷。”[2]瑞典学院评价其作品表达清晰，叙事风格细腻。
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北美文学届来说，并不像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那么意外，数十年来，她的小说是美国《纽约人》、《大西洋月刊》、《巴黎评论》等著名文学刊物的座上客。她几乎囊括过加拿大和英美的所有奖项，不仅三次摘得加拿大最高的总督文学奖，两次荣获吉勒文学奖，还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和英联邦作家奖及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布克奖等诸多奖项。她被圈内人称为“北美最伟大的作家”，对很多阅读她的作品的资深编辑来说，她获奖只是个时间问题。
二、门罗获奖后中国评论及出版界的反应
门罗获诺奖，中国文学、翻译及评论界反应不一。有人对其获奖感到意外，因为诺奖很少颁发给短篇小说作家，而国内研究加拿大文学或英美文学的人，则表示对门罗并不陌生。虽然门罗对于中国普通读者来说不那么熟悉，但从文学专业角度，她的作品和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高度还是应当得到认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就非常喜欢门罗的作品，他称门罗的获奖为文学的意外之喜，并认为门罗的作品不动声色地展现了人性，非常细腻，耐读。”[3]
与此同时，出版界对门罗获奖反应迅速。到门罗被宣布获奖前，虽然其只有一部作品《逃离》在中国出版，但所有书店都立即将库存的《逃离》摆到了显著位置。多家出版社及民营书业机构对门罗作品的中文版权也展开激烈争夺。江苏人民、译林和新经典文化争相宣布其作品的出版计划或策划，这位被冷落已久的女作家的作品一夜之间成为了出版社争夺的目标。获奖时门罗作品的唯一发行商、握有《逃离》和《亲爱的生活》版权的新经典文化当即宣布，将紧急加印10万册，以应对市场需求，三天后，这个数字变成了40万册。而这之前直到她获奖的当晚，《逃离》也只卖了接近5万册，并不见强势的市场需求。同时他们宣布还将推出门罗的另一部小说《亲爱的生活》，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译林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则在门罗获奖消息公布一小时后，就在微博上展开了一场争夺战。双方均宣称拥有《太多的欢乐》、《快乐影子舞》、《恨、友谊、追求、爱、婚姻》、《少女和女人的生活》、《一个善良女子的爱》和《爱的进程》6本门罗图书的版权，只是译林出版社多了一本《公开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表示，这6本书全部即将投放印刷厂，当月内就会上市。而译林出版社则表示，为保证门罗小说的翻译质量，不会为了抢占先机而提前上市。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让在中国冷门的短篇小说迅速热了起来。
在读者和出版界反应热烈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中国翻译界的批评声音。在获得诺奖前，门罗的作品仅有《逃离》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而几乎一夜之间，情况发生了改变，关于门罗及其作品的介绍见诸各大相关报刊及评论杂志。面对中国读者这种一次又一次对诺奖得主“后知后觉”的情况，姜伯静毫不讳言地指出，门罗作品在其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热销反衬出若干年来中国翻译界的几点尴尬，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译者的视野问题，很多普通读者不知道门罗，是因为无人推介或者介绍得很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有的译者基本上只是纯粹的译者，其本人并不是出类拔萃的文学作家”，他们的翻译活动在“眼界”上多少存在诸多问题。其次，他认为翻译界“只认流行的作家、商业利益巨大的作家以及成名已久的作家”。翻译界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更注重经济利益，这也是为何J.K.罗琳的《哈利波特》要翻译，因为它拥有大批儿童读者；一些名家名作市场固定，也要翻译，甚至复译。而一些成功的非主流、有潜力的作家作品，则因为暂时的经济利益不可见而鲜有问津。[4]虽然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但多少也解释了门罗作品虽然在国外有广泛的影响，而国内却缺乏系统译介的重要原因。
三、门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及出版
实际上，门罗的短篇小说虽然在其获奖前没有系统译介和出版，但也并非像某些批评的声音所指那样未能得到足够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开始陆续译介她的作品，虽不系统，但零散可见于我国一些文学期刊和文集内。
门罗的小说最早出现在国内出版的关于加拿大小说的文集内。早在1985年，蓝仁哲教授编选的《加拿大短篇小说选》，就收录了门罗的“巧结良缘”（徐宗英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同年，施咸荣编选了《加拿大短篇小说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办公室”和“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一件事”。1986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结婚礼物：当代加拿大短篇小说选》，收录了“沃克兄弟公司的牛仔”（张婉晔译）以及“男孩子与女孩子”（王学文译）。1991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欲对你说：加拿大短篇小说精选》，收录了“欲对你说”以及“觅夫”。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选翻译的《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收录了“快乐幽灵之舞”、“我是怎样遇到我丈夫的”和“你以为你是谁”。1996年，苏莹、，收录了“巧结良缘”（徐宗英译）。1998年，《世界文学》第6期开辟“加拿大当代女作家作品专辑”，发表了庄嘉宁译的“善良女子的爱”。此文后来又陆续于2004年和2011年分别出现于何乃英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经典》及李文俊编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英语中短篇小说精选读本》里。2005年，中国作家苏童选编的《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一书，收录了“办公室”（姜炳炘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8及2009年，由周晓萍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山庄：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第四和第五辑，分别收录了“沉寂”以及“播弄”，皆由李文俊翻译。201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谢天振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10年翻译文学》，收录了“熊从山那边来”（李文俊译）。
除了文集里收录其作品，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期刊也陆续发表了多篇门罗的短篇小说。2000年《当代外国文学》第2期发表了”爱的进步”（陈小蔚译），2001年《外国文学》第2期发表了“平坦之路”（尹玲夏译），2009年《外国文艺》第4期收录了“空间”（周洁译），2011年《外国文学》第1期收录了“脸”（周怡译）。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译林》，在2011年第4期发表了“乞女”（谭敏译）。就在门罗获奖的前一个月，《译林》还发表了“到达日本”（高凤萍译）。2012年《外国文学》第5期发表了“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周怡译）。此外，《世界文学》2007年第1期还发表过对门罗的专访。
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国内之前缺乏系统译介的原因自然不是单方面的，出版界、文学界和翻译界对译介有价值的外国文学都肩负一定的责任。从文学整体倾向上看，可能跟国内更重视长篇小说，而不太看重短篇小说有关。同时，门罗的“迟到”还因为同属英语文学，国内通常比较看重英美，而翻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作品相对较少，在中国的外文书店要买到这些相对弱势民族的文学比较困难。从出版商的角度，门罗获奖前，其作品销售情况并未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购买了版权的一些作品有些又受制于译者无法按时交稿而错过了及时出版，2009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购买了爱丽丝·门罗的《公开的秘密》的版权，合同规定小说必须在两年时间里出版。但直到门罗获诺奖当天，翻译才完成了其中的部分小说的翻译。最后，版权因小说未按期出版被收回。同样在2009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购买了爱丽丝·门罗6本书的版权，交付3位译者来完成翻译工作，但一晃4年过去了，这批书仍未能按期出版。出版社自然也有其考虑，一则因为出版社考虑到爱丽丝·门罗当时不是国际知名的大牌热门作家，一本一本出版对图书宣传推广不利。此外，由于是3个译者分别翻译，进度的不一致导致了出版社无法及时推出。
四、门罗获奖给中国文学翻译和出版界的启示
毋庸置疑，走过了百余年历程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坛上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的文学活动。必须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文学事件，但在媒体和资讯发达的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新闻事件，并引起大众媒体的广泛兴趣。而这并不是第一次，十年前，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文学界和媒体的反应与此次有相似之处。对于广大的文学、翻译和出版界人士来说，有几点启示值得思考。
首先，诺贝尔奖肯定是奖给一个作家，而不是奖给一部作品。没有哪个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为了获诺奖，我们自然也不应该以有无获诺奖来衡量一个作家。文学研究的热潮和关注焦点不应当跟随诺奖的步伐后知后觉，而应该尽可能从文学本身的价值出发认识和研究作家及其作品。每年诺奖公布后很短的时间内，国内都会迅即涌现大量关于其得主作品的介绍和研究，而这股热潮往往持续不了太久。近期的新闻媒体和读者对门罗作品的强烈兴趣也不例外，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冲着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去的。这也是为什么作家苏童在门罗获奖后表示出他的担心：“中国读者的传统习惯是读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更有市场畅销潜质，短篇小说的市场空间其实很小，海明威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比他们的长篇小说销量小很多。靠诺奖的力量，门罗作品能不能改变这个现象，我很好奇。”[5]而门罗自己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更是明确表达了她希望读者狂热阅读的目标将不仅是她本人的作品，还包括所有优秀的短篇小说。她的愿望，反映出作家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因其自身的价值而非因奖项的光环受到关注。这值得我们的文学界及出版界思考。
其次，对于诺奖获得者作品的译介，是多方共同合作与促进的结果，因而需要文学、翻译以及出版界从各自的领域为译介外国文学做出努力。文学翻译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译入语意识形态、源语文化中的文学资源的成熟度以及赞助机构的经济以及其他考虑。[6]这几个因素制约着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以及翻译文学在译入语中的接受。“只有当一种文学建立了庞大的文学体系，并且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能为文学输入国提供较为广泛的主题选择余地，才可能在最大范围内被广泛译介。”[7]而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背景下，我国外国文学译介选材一般会先把目光投向那些文学资源比较丰富、主题选择范围比较广泛的外国文学。同时，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考因素。很长一段时间来，加拿大文学在整个英语世界文学的体系中影响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国。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改观，但其文学资源的相对匮乏和成熟度的欠缺仍然制约了加拿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此外，按照中国主流文学评价坐标系，门罗很容易被归为是一个“小”作家，因为她只写短篇，题材切口也很小，集中于女性的日常生活。[8]这也是她迄今为止只有一部作品在中国完整出版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能突破由于题材等因素的限制，从而将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译介到我们的文学中来，文学研究者肩负着重要责任。许钧先生曾经说过，“没有系统的研究为基础，选择有时会是盲目的”。[9]只有通过文学界对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国内的读者才有机会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相关行业才会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译介。
最后，必须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和译者的个人行为，更是出版社的一种文化产品生产。文学奖的设立与颁发，对译者或者出版社选择作品的确起着引导作用，但译者和出版社各自的出发点可能大有不同。译者个人多是出于自己的个人爱好和追求而选择翻译某部文学作品，而出版社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则多出于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决定译介哪些作品。这两种选择形式更容易带来零星的翻译，而只有文学团体和研究者才可能从理论的高度，组织系统的译介，以供国内读者及创作者借鉴。因而选择哪些作家和作品进行译介的决定需要文学、翻译和出版界共同的智慧和眼光。
五、结语
诺贝尔文学奖如同一个风向标，吸引着众多普通读者以及文学领域专业研究者的目光，引领着一个时期文学译介和出版的潮流。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一个作家及作品的译介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多方共同努力和合作的成果。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成功与否，需要几个行业在自己专业领域内共同的努力和决策。文学研究者、译者和出版者之间是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的关系。翻译为我们研究外国作家和作品提供了条件和有价值的资料。文学研究者对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又对翻译和出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可以对译者和出版社选择有价值的作品进行译介起到指导作用，还有助于译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提高翻译质量，更能提高普通读者对作家以及作品的认识，从而拓展译本接受的空间。[10]而出版界更懂市场和读者的心思，他们的视野又能为译者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及参考。
[1]李学江.记文学诺奖得主芒罗：空谷幽兰暗自香. http://world.huanqiu.com/people/2013-10/4473720.html
[2]姜妍.《逃离》译者李文俊：门罗描写的痛苦不在表面[N].南京日报，2013年10月14日（09）
[3]罗皓菱.爱丽丝·门罗缘何中国遇冷[N].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11日（B06）
[4]姜伯静.门罗很热，中国翻译界很尴尬[N].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14日（A02）
[5]张英.短篇之罪？爱丽丝·门罗中国遇冷记[N]南方周末，2013年10月17日（D01）
[6]同上
[7]朱振武，綦亮.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J].上海大学学报，2012(4):40
[8]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80
[9]任晓雯.诺奖：为什么是爱丽丝·门罗[J].记者观察，2013,(11):79
[10]许钧.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特点[J].当代外国文学，2001(2):85
说明：原文发表在《中国出版》2014年第18期，本次转载已获得作者授权。
作者简介：胡玲，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刘军平，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解构与解释学理论、中国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