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现在,我真正想做的题目是孤独 超文学

超文学2021-01-11 13:06:00

爱丽丝·门罗,加拿大女作家,1931710日出生于安大略省,毕业于西安大略大学,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196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并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后来共创作了14部作品并多次获奖,同时作品被翻译成13种文字传遍全球,受到读者与媒体的高度评价。20131010日,爱丽丝·门罗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出的颁奖词是:当代短篇文学小说大师。由此爱丽丝·门罗也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第13位女性,其代表作品有《逃离》《石城远望》等。本文是美国作家、评论家、《纽黑文评论》编辑莉莎·迪克勒·栗野对门罗的文学访谈摘自《纽黑文评论》及栗野访谈集,由门罗作品《快乐影子之舞》《幸福过了头》中文译者张小意翻译。


采访人:莉莎·迪克勒·栗野

被采访人:爱丽丝·门罗

访谈时间:2010.10.22-2012.5.30

翻译:张小意


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多半设置在她自己出生成长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如今她被视为英语文学心理小说最前沿的作家之一,她不断翻新的短篇小说结构拓展了我们对结构的理解,她书写普通的局外人——不快乐的家庭主妇;脸上带着一大块紫色胎记出生的孩子;老年痴呆症病人;生活在小镇,却不想融入社区平常观念的主人公——她仔细地解剖人物:谁永无休止地追求社会的认可,挑战或是不挑战传统的观念,会不会冒被身边的同伴抛弃的风险,有没有真的为了得到更广阔的生活有所行动。迷人的是,门罗的主题也适用于作家的生活,以及作品创作的过程。作为“局外人”的精神体验,经历过洞察、欺骗、配合、挫败,然而,现实的、理性的、抑制的区域永远也不能勒住这一切。


生活对我而言,成功就是环境里没有能压垮我的东西。——艾丽丝·门罗,摘自《母亲和女儿们的生活》


栗野:……先谈谈您的写作过程吧?

门罗:我写作很慢的,对我而言写作很难,几乎永远很困难。我的写作很稳定,真的,自打我二十岁开始,现在,我八十一岁了,我的生活规律就是清晨起床,喝点咖啡,开始写作。之后,我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继续写作。认真的写作在上午完成,起初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只能写三个钟头。我经常重写,我重写觉得可以了,就送出去了,结果我想重写更多的地方。有时候,对我来说,就因为两个词很重要,我就能把一本书要回来,把这两个词放进去。

我开始的时候是想写长篇小说的,我之所以写短篇小说,是因为所有的时候,我都只能这样写。很久了,我不需要再照顾家庭,不用带孩子了,不过省下来的时间写长篇小说还是不够。隔些日子,我觉得故事好象成形了,居然是个相当不同寻常的故事,通常都是一个长故事的结构——就是我想写的,在这个故事空间里,我可以说我想说的话。一开始很艰难,因为短篇小说是一种大家早已限定了长度的形式。他们想要的就是短故事,而我的故事相形之下就实在太不一样了。我从来不知道,或者至少说,我通常不知道故事该多写多长。不过也无所谓,总之它需要多少空间,我就给多少空间。不管怎么样,我其实无所谓我写的东西是故事还是什么,就是篇虚构,就这样。

栗野:我印象里,你对民间故事非常感兴趣。

门罗:人自己从来不会知道你将会对什么感兴趣,都不是提前准备决定的。突如其来你意识到,这是你想要写的东西。所以我不会这么认定自己的,不过我听了很多说故书人的故事,从中得到了它们的格调,试着想写下来。我也会想,为什么这种故事对大家这么重要?我想,现在人仍旧能听到很多故事,人们讲故事,是想讲述生活之中的怪诞。我就喜欢收集这样的故事,看看它们准备告诉我什么,或者我会怎么处理它们。

栗野:我从哪里读到过,民间故事被认为是女人讲故事的形式。

门罗:我估计这种说法是真的。女人们不那么认真,即便女人学会了书写,能够写作了以后,也仍然在讲故事。你看,女人大把的时间是聚在一起的,她们过去一向这样。我都能记得,要是家里有大规模的晚餐,女人就得在一起干活喂饱男人。男人在田野里干活,等他们进屋的时候……我说的是我的童年,女人就得伺候他们一顿丰盛的晚餐。女人之间大餐、美食都是有了不起的自豪感的,然后,你就得到了堆积如山的碗啊碟啊的要去洗。这所有的过程,女人都在和其他女人讲话。这是很重要的事儿。

栗野:我好奇这是不是你之所以选择短篇小说形式的视角,或者是短篇小说选择了你的原因?

门罗:可能是这样。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和人聊天,同人们接近带来的惊喜。对我来说,这一切非常的重要。会发生的都是你未曾预料的。《逃离》其中一个故事,婚姻在困境之中的女人决心离开她的丈夫,有个非常理性的年长女性支持她,她就真的这么做了。然而,当她试图逃离时,她意识到,她就是做不到。离开是明智的,她有一大堆理由这么做,但她就是做不到。怎么会这样?这就是我要写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必须得留心,这其中有东西是值得留心的。

栗野:我觉得,你的小说《不存在的优势》提供了关于你的成功的一个视角。当你描述贝尔的时候,我以为,她的成功和你的成功有相似之处。那些困境你也都有,而你把这些都转变成了写作的机会。

门罗:就是这样的,不过我也很走运的。要是我再早一代的时候出生,农民的女儿什么机会也不会有。但我这一代,已经有了奖学金。并不是鼓励女孩子去争取奖学金,但至少你可以去争取。很小的年纪,我就可以想像,我会当个作家。提醒一下,那时候,别人根本不会这么想,根本不会在那种环境里这么想。但这种想法仍然不至于是完全异想天开。我小时候,要做很多体力活,因为我妈妈做不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变迟钝。我觉得,某些方面,我的运气是真好。如果,假设我出生于一个教育良好的家庭,就说是在纽约吧,那里的人都知道写作,整个世界简直都在写作,诸如此类,我就会完全消失了。我会觉得,“哎呀,这事儿我干不了。”但是,我生活的人群,根本没有人想过写,我就有能力说了,“哦,我能写啊。”

栗野:你有时会跟我说,那些困境,我们始终在重复、重复,直到有一天,会解决的。

门罗:我觉得,可能针对童年记忆来说,这种说法是非常真实的。童年终归会塑造某种永远无法成功的企图、愿望要去解决。不过,什么又叫“解决”呢?是不是说,这些问题再也不会伤害谁了?你想通了,你的想法是清清楚楚的了,知道都曾经发生了什么了?然而,这些是写不出来的,你自己有了孩子,要是他们写自己的童年故事,那也只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其中那个“你”,有可能你怎么也不会承认是你。所以,我觉得得确认,这样的故事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要做值得尊重的努力,即便如此,也不会抵达每个人的真相的。然而努力是值得的。如果你是作家,你的生命时光,大体都用来解决疑惑了。你一生的时光都花在了上面,纵然如此,你还是知道你没有成功可言。你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失败了,不是一切都失败了,这还是值得的,我认为值得做,无论如何值得。但总之,就像是你要处理太多太多的事儿,可惜其中你真的能应付的,只有一部分。这听起来是不是太惨了,我其实并不觉得绝望啊?

栗野:《幸福过了头》开篇的《多维的世界》里,主角多莉,就是忍不住要去探视她丈夫,然而她丈夫劳埃德因为谋杀了他们的孩子,被刑事鉴定为“精神病”。

门罗:《多维的世界》确实是个可怕的故事,不过,我觉得它完全可信。这就是个控制的故事,最终冲向了疯狂。这个故事我感兴趣的点是,所有这发生的一切,多莉要和过去的一切有所联系,唯一能联系的人就是劳埃德。然后,他给了她一个说法,说其实他们的孩子全上了天堂,诸如此类吧。如果不是她在公路上救了一个陌生人,她就会彻底迷失其中。意外救了她。就我自己而言,这样说吧,我喜欢这样的意外。

栗野:我也很喜欢。在这篇小说里,我注意到,最频繁出现的是“联系”,或者“建立联系”,似乎多莉绝望地寻找的就是这个,这也是她在公路上救了人之后,发现的东西。

门罗:是的。

栗野:“联系”这个词你想到了什么?

门罗:救赎。我的意思是,救人的意外,多莉从中得到的是救赎。得到救赎,成为她自己,真正能理解发生过的一切,她的孩子们全都死了,他们并不在幻想出来的天堂里,那只是她丈夫幻想出来的地方。

栗野:似乎整个故事,你的叙述当中,你的人物都在想方设法建立一种“关系”。

门罗: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只不过,关系这个词是有歧义的,因为剩余的人在想方设法摆脱困扰他们的关系,或者有些关系会让他们发疯,大致就是如此吧。

栗野:这让我想起了你那篇《孩子的游戏》里的马琳和沙琳,把两个女孩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女孩的溺亡。

门罗:这也是个恐怖的故事,和《多维的世界》差不多的可怕。在这篇里,我真正想做的是,我相信孩子的天性里有种非常纯粹的无情,我想表达出来。至于说那种感觉……你就是不能忍受那人碰你,或者是跟这人在一起,你就是不能忍受,一种强烈的摆脱的需要,要避免受到影响。弗娜,就是那个被谋杀的女孩,她就像感染源,会带来所有愚蠢的玩意儿,这会影响你的生活,而当孩子正在长大,想要创造自己的生活时,完全不希望生命中有这些东西。如今这个时代,为了抵消孩子天性中的残忍,做了大量的工作,而那个时代是没有的。不过,在我的故事里,也有人努力这么做了,不过做法让孩子觉得腻歪,反倒进一步激化了孩子的愤怒。也许会有部分读者觉得,啊,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种事儿。

栗野:美国的媒体上,孩子的残忍占了很大的篇幅。

门罗:加拿大也有。多伦多一个震惊的案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说服她的男朋友,把她视为对手的另外一个女孩杀掉,于是他真的这么做了。总之,小说不是为了写可能发生的事儿,也肯定不是为了写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儿的。

栗野:在《洞深》这篇小说里,你深入探讨了父母和孩子关系之中,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天性,探索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裂隙。奥斯勒悬崖下头,突出的巨石下的野餐,一个孩子肯特出了一场事故,由此改变了他的生命进程。我们看见这场事故,在多年之后仍旧回响。这篇小说是不是回到了两代人之间的沟通障碍?

门罗:也许有点吧。不过,奥斯勒悬崖真的有这么个地方,每回我到这种地方,就回到了我还是个年轻的妈妈的时候,会想到那里很危险。这个故事并不是写那个妈妈,也不是写儿子,儿子想找到通往至善的路,这种理想对身边的其他人来说,就是个麻烦。他必须和身边的人断绝关系,以便自己扮演圣贤的角色。像他这样的人,通常来说对世界是大有好处的,故事里的肯特正是如此。但是对他周围的人是冷酷无情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他们出发去野餐,路上有很多难处,每个人都会尽力,特别是母亲,要照顾孩子们的母亲。然而儿子肯特做了什么,他靠近了悬崖,掉下去了。他当然不是故意想这么干,不过这类人就是会这么干。对我来说,孩子的父亲阿历克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永远显得迟钝,但他是那个把孩子从洞里救出来的人。肯特并非全然是个让人讨厌的角色,不过他是那种在生活中因为他所追求的一切,给周围的人惹很多麻烦的人。这个故事让我感兴趣的是,妈妈对这样一个孩子会怎么想。她多少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是种痛苦,但她就是没办法不关心他,会比关心别人更多地关心他。

栗野:你有过四个女儿,一个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当你写这种孩子与父母失去联系的故事,失去孩子这件事儿,是不是给了你感受?

门罗:没有。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个孩子,那时候我的情感还很年轻,没有后来那么母性,在这事儿之后的两年也没有那么多母性。我确实以为,这样的失去唤醒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在此之前,我是个特别活泼的人,我会当妈妈,我会成为一个好家庭主妇,我会是个好妻子,我会写好多好多很棒的东西。这些才是当你二十一岁的时候,你会想的东西。然后,这一切都没能成真。总之,挺久以后,我才感觉到这样的失去是多么的痛苦。在我学会真正的感受之前,我就迫不得长大了。

栗野:莎莉的丈夫阿厉克斯活着的时候,他控制她,有时候对儿子不那么和气。这在你的故事里并不少见,男人对女人谈不上有多好,但女人就是停留在这样关系里,或者女人跟着了魔似的,非想得到抛弃她的男人。比如说,《幸福过了头》这篇小说,你写的是苏菲娅·卡巴列夫斯基,她是十九世纪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女作家,因为性别而为自己的才华忍受偏见。我们一路陪同她走遍了欧洲,为了追求一份配的上她的才能的工作,也为了追求她爱的马克西姆,这个男人还经常排斥她。

门罗:《幸福过了头》是苏菲娅·卡巴列夫斯基的真实故事。读了她的生平,再往戏剧性里推敲,就发现了这些。有部分改编了,也有的没怎么改。哎呀,我真心爱这个故事,我爱这个人,爱她的女性气质,爱她的脆弱,也爱她的强大。她不顾一切地爱马克西姆,就是不能放弃他,然而他凭什么对抗她呢,就凭她的成就。

栗野:更经常的是,女人经济不独立,没法离开,没钱养孩子。

门罗:当然了,是这样的。这方面我没有多想。对打小很穷的人来说,我是说,也许因为我从小家里很穷,所以难得会考虑钱。我本应该考虑钱的年纪,生活中必要经历的阶段,还是侥幸逃脱了。听起来挺古怪是吧,本来穷人家的姑娘应该更实际点的,有可能我因此知道人一穷二白,也是可以活下来的。我年轻的时候真是这样,现在这个时代,大概不会这样了吧。这可能也是一种现实,我这样想,女人惯常是需要情感生活的,哪怕是糟糕的情感生活。

栗野:这是不是说,当角色依恋于某段关系、某个伤害她的男人时,这个角色在找寻的,是你所说的“联系”?

门罗:也许。也有可能她只是害怕放弃,我是说,她得抓住点什么。现在,我真正想做的题目是孤独。除非你活了足够的年头,否则根本不可能理解孤独。我以为,害怕孤独是我们的动力,也许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很长时间,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活到差不多的年头了,就必须要学习懂得孤独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小说谈过孤独,我知道有一些,不过对那些活到年头的人来说,还是个颇新的话题。

栗野:我以为,你的故事告诉我们,“看,你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是这样。”

门罗:我是这么希望的。我不是希望每个人都这样。不过,我希望我的故事传达的是这个。



张小意,1975年生人,原外企译员,2001出版第一本小说《蓝指甲》,2009年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任驻校作家。至今出版小说八本,译作十五本。现居南京。已译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及其2009年罹患癌症时所作《幸福过了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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