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是城市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我国早在2000年就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率先试点，实行17年来，效果并不理想。
垃圾治理，是个全球性难题。日本用了27年，形成全民参与氛围，德国把垃圾分类当一项系统工程，大约40年才见效果。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哪些奖惩措施？推行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曾饱受垃圾问题困扰的台北，1996年起实施“垃圾不落地”——街头不再设置垃圾桶，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回收。媒体人徐迅雷在国家级环保期刊《绿色视野》撰文回忆，台北街道较清洁，除旅游点和交通枢纽，基本不摆垃圾桶，平常要把垃圾带回家先分类。180条垃圾回收专线，每天定时开行。市民等车到来，再分类投放。乱丢垃圾，最高将被罚新台币6000元（约合人民币1200元）。
台湾家庭主妇出门处理垃圾。《致爱丽丝》和《少女的祈祷》两首乐曲是垃圾车的标志，听到这歌的旋律就提醒你可以去倒垃圾了。视觉中国图
在日本街头，想找垃圾桶也很难。“这和日本人的分类意识较强有关，另外，很多便利店有垃圾桶，有部分替代作用。”旅居日本多年的谈震认为，街头不设桶，一举多得：店员负责清理，政府省开支；顾客扔垃圾时，可能顺便进店消费；城市更整洁。为防止随地乱扔，日本《废弃物处理法》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并罚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
日本东京一居民门口已分类好的可回收垃圾供社区保洁员回收。视觉中国图
与“垃圾不落地”政策相关的重要环节，是“定时定点回收”。
日本各地垃圾基本都细分到10种以上。知晓每天回收哪一类，是民众的必修课。个人和单位都按时分好类，放到门口指定地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运走，错过就要等下一次。
德国也推行类似制度，每户门外有4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清运机构按日期清运不同垃圾。分类不合格，会被拒收。
台北刚推出“定时定点回收”时，居民们也觉得不方便。徐迅雷介绍，在大湖公园家小区，居民每晚8时到垃圾收集车前排队。“有时要冒雨丢垃圾；万一错过，垃圾可能在家发臭。”2010年，社区管委会征集业主意见，在地下车库改造了一间垃圾收集室，花数万元贴瓷砖、装除臭机，买来冰柜储存厨余垃圾，避免异味滋生。其他可回收垃圾分门别类装进十几个密封桶。室内还加装摄像头，监督住户按规定扔垃圾。
台湾的垃圾处理都由垃圾车每日在固定时间回收。视觉中国图
纵观各国和地区的成功案例，除了靠民众素质，还离不开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
台北2000年起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一般垃圾必须投入专用付费垃圾袋，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则免费投放。到2010年，台北日均垃圾量减少三分之二，实现“零掩埋”。民建上海经济工委会员吴小龙和陈兵撰文分析，这得益于“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专人抽查扔垃圾，违者将遭上千元重罚；制造、贩卖假冒收费垃圾袋，还可能入狱1至7年。
从事垃圾资源化研究多年的王政认为，按量计费是台北的关键经验。2000年前，台北随水费收垃圾费，缴费额与垃圾投放量无关。“随袋征收”后，分得越细，缴费越低。民众意识到“少扔垃圾少付费”，分类积极性大增。
德国也实行“污染者付费”，居民按垃圾桶大小缴纳垃圾处理费。工作人员清运时会抽检，并有权开罚单。
台北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近些年明显提高。吴小龙和陈兵研究发现，宣传教育功不可没——制作各种宣传资料，详细解释分类意义；政府官员随身携带垃圾袋，随时宣传；成立资源回收及专用垃圾袋推动小组，通过海报、折页、街头标语、现场说明会等方式宣讲。学校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台北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资源回收再利用课程，小学生个个都是垃圾分类高手，堪称家庭资源回收教育的“种子部队”。
日本有些地区的垃圾手册列出500多项条款，民众都会自觉遵守，与他们在学校和家庭长期接受环保教育有关。日本很早就对学生开展环境教育，把垃圾分类纳入课本。“父母也重视训练孩子从小养成分类习惯。”谈震说，很多小朋友喝完饮料，会自觉撕下瓶身包装，放到不可燃垃圾里，饮料瓶归可回收物，瓶盖另行处理。
小朋友在志愿者指导下学习垃圾分类。新民晚报图
